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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2014-12-23 13:46   审核人: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李金国[1](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一系,贵阳550005

【内容摘要】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关键词】人性;法治;制度安排

“人性”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经济学上,亚当.斯密创立 “经济人” 的理论假设,法学上的“理性人”预设,均与人性有关。在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早期城邦的“尚法”观念中,法治思想已经萌生。但长期以来,法治思想的基石是什么,是正义?理性?人性?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对人性的探讨中,也存在着“性善论”、“性恶论”、“无所谓善恶论”和“善恶轮回论”的长期争论。本文仅论及性善观和性恶观二种不同假设,其更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根本性和统摄性。人性问题博大精深,这里仅从文化视角比较中西方法治文明与其背后关于人性的判断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先哲经典论述的基础上作一些粗浅的诠释。

一、法治的人性基本假设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对范畴,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二者尽管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均回到“人”上来。法律的调整对象是人的行为,规定的是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的是人的秩序,追求的是人的发展,实现的动力是人的实践。法治的起点、终点、目标和手段都离不开人,抛开人的法治是不可想象的。法治的最终主体要素是自然人,因此,法学是人的科学,法治是人的实践,法学必须研究人,法治必须服务人,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法治是工具,人是目的,法治必须以人为本。

对于人性,有学者提出:“人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在理论上,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争论不休的问题。”[2]在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对人性的理解上大不相同。古典自然法从人性出发,以人类理性为思想武器,建立了较发达的法治理论。在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从崇尚法律和正义的朴素的表达中,我们会发现人性的踪迹。在赫西俄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认为,在动物世界奉行柔弱强食的自然安排,而在人的世界却必须遵循正义的法则。德谟克里特认为建立法治不是因为人的善,而是因为人存在恶,他是希腊思想家中最早从人性的恶证明法治必要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相互敌视、相互倾轧和相互嫉妒等种种把社会引向分裂的情况,人性的这些弱点往往是把社会引向分裂和内乱的根源。他说:“内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害的;它使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的遭受毁灭。”[3]为了抑制人性的这些弱点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或内战,城邦应当实行法治,对人们的不良倾向加以约束。

西方对人性的系统探讨始于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哲学课题。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对人性也作了深入探讨;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理想中的“善”与现实中的“恶”发生剧烈的冲突,从而改变了他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他肯认了在《理想国》中借格劳孔之口的说法,即“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谁有了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的钱财,那他就要被人当成天下第一号傻瓜,虽然当着他的面人家还是称赞他——因为人们怕吃亏,老是这么互相欺骗着。”[4]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后世法治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然而,在人类灵魂中,除了理性之外,还存在着与理性相反,反抗着理性的东西,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对此,谈到法治时,他明确指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5]、“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5](P167168)这不是纯粹的理论幻想,而是以人性的弱点进行推导。他说:“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5](P9)这是因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它“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因而能够避免“一切情欲的影响”,[5](P169)而“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有感情。”[5](P163)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在“法律统治”下生活。他认为,人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倘若由它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5](P319)亚氏的这些经典论述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被后来进行法治建设的国家奉为圭臬。

人们在区别人治与法治的人性基础差异时,往往把法治的人性基础归结于人性之恶,而把人治的基础归因于人性之善,这一点尤为自古希腊两千余年以来西方学人极力推崇。法治的产生是基于人治中人的弱点而提出的一种治国选择。对于“性善”、“性恶”的问题,几千年来,人们的争论都没有停止过,可谓见仁见智。然而,笔者认为,“性善”、“性恶”只是一种假设。无论人性之恶与善,皆应受制于法律的束缚,乃为法治的精髓;人性之恶须加以防范与限制,而人性之善尤如此,人性之善只有必须附之以法律规制,方可避免其为害。而这种假设的基点对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二、人性的基本假设:中西方法治的分野

从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治国方略的论述中,人性恶是西方法治的逻辑起点,其宁信法而不信人。尽管西方也有像柏拉图这样崇尚“哲学王”即“贤人政治”的思想家,然而,被黑格尔称为只有天上才有的理想国,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黑格尔说:“也许要像月亮上的人;但是一说到地球上的人,那么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必须正视人的本来面目,由于人的邪恶,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样一个理想完全是幻想。”[6]马基雅维里认为,社会即是人类的集合体,因此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实际就是“人性”,他是“性恶论”的竭力主张者。

在中国古代,尽管也有“性恶论”的主张,如,荀子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好利恶害,好逸恶劳皆是人之本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法家是主张人性恶。中国的性恶论,因其不具有彻底的形而上本体论性质,所以不能成为法治理论必要的逻辑前提。而性善论虽具有形而上本体论的意义,却又只能逻辑地开启出“人治”。儒家的法律思想中,“德治”方略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尤以孟子的表述最为明确:“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更具体定义善为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早先的孔子虽未明确说过人性本善或本恶,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孔子对善的最重要的解释:“仁”却透露出人性本善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开篇就将孔孟的人性观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来,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家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愈益突出、鲜明。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理”,“理则无有不善”,(《朱子语类》卷87页)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的“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处,但“大体”却不变,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朱子语类》卷4页)而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传习录》)由此可知,孔孟之道的“人性本善”大致是贯穿了两千年来中国的思想史,并且这种观念已深入一般人的心理。历代儒家对人性的这种基本判断,自然导致其在政治上主张人治。孔子在论治道时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君子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论也不无道理。“成德”之君子,以德施政,自然会大受拥护。可是,凡夫俗子真的都可以成为“成德”的君子吗?几乎儒家先贤都以为这绝无问题。孟子就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同时他还认为,人心有仁、义、礼、智诸善端,只要诚心修身,便可“成圣成仁”;而一俟“内圣”完成,则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就成了当时以至后世历代儒士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经典《大学》对这一思想有进一步的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大学》)可见,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或“修齐治平”,其基本的逻辑起点仍是“人性本善”的理念。由于人有根本的善端,所以就能“内圣”,而要作到“内圣”,就要努力培养“善端”,即“修身”。在这里,“内圣”成为了目的,而“修身”则是必要的手段。天下不太平,不因其他,只能是“内圣”未果,修德不到家。于是,一条“贤人政治”的线索变得明晰起来,“王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就顺理成章。正如学者所说:“性善论和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于人治之中,而不同于西方以单一的性恶论说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都不是从人本身去探讨人性的,而是从现实政治的需求出发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是他们谈论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7]

在中西方对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假设中均存在着善人加上法治的思路。而近代西方的“法治”有两个“核心”:一是“限权”,即限制行政权力;一是“保权”,即保障人民的权利。法家的“法治”主要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法治,是“帝王之具”,即君主治人之具。对人性之善无须规制与监督的理由是,善性之权力主体常常宣称其自身由于无自我私利,而其心、其意、其愿、其欲皆为或他人,或大众,或集体,或国家之利益,他是一个脱离了追逐自我利益的“低级趣味”的纯粹利他主义者,他心无自我,满怀天下,是一个无丝毫自我利益而只有他人利益的利他主义的善者。而对于这样一个无我主义者还用得着规制和监督吗?规制和监督的对象只能是自我利益、自私自利的获得者,即恶者,而善性之利他者却没有自我利益和任何私利,他是一位天使,一位君子,一位圣人,对于如此性善者只需道德自律而无须法律他律。因为法律从来都是只对利己者或小人有用,对利他者或好人善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套善人无法治的理论恰恰是需要人们认真检视与对待的。

三、中西人性假设在法治中的制度安排

中西方在人性的问题上,虽然长期争论不休,但主流意识的差异,在制度实践中,选择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即集权与分权。集权制度是对人性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特别是对最高的统治者“至善”的崇拜,相信他们有超越凡人的“美德”,是不需要任何约束的“君子”,历代君王均以“圣人”自称。在人性恶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西方法治在制度设计上就开始趋向于分权,因为权力一旦掌握在一人或少数人手中,或者掌握在一个部门手中,就会有滥用的可能,就会产生专制,因而,所有的权力都应当受到制约、监督并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有了权力制约的思想;他所倡导的不让任何人在政治方面获得脱离寻常比例的超越地位,就是因为人性恶,因而必须用法律来约束拥有权力的人。法治虽然源于人类的本性,但它的功能在于约束权力。古罗马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避免权力专横和蜕变趋向的主张,而后西塞罗又发展了分权制衡理论。近代分权论者洛克在谈到分权的依据时说:“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他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8]孟德斯鸠在论及利益与人性的关系时说道:“假如有上帝,他必须不能不是正直的;因为,假如他不正直,就可能成为一切人中最坏、最不完善的一个。”而人不是上帝,有人性的弱点,所以“人人都可能作非正义之事,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他们宁愿满足自己,不愿满足别人。一切举动,均出于对自己的考虑:没有一个毫无所为的坏人。必定有一个理由决定一切,而这理由,总不外乎利益”。“人们并非永远看得见这种关系;往往甚至看见了还故意远而避之;而利益所在,人人眼明,却永远如此。正义发出呼声,但是人之七情,纷纷繁错杂,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见。”[9]因而,法律作为正义的准则来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是必要的。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0]

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是天使而是人,否则,“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1]他根据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阐述了美国政府的建制,并且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应该分离而且应该互相牵制的原则。杰弗逊在美国建国初期,坚决主张在美国建立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指出政府必须在人民的控制之下体现和执行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他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的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便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惟一可靠的保护人。”[12]在西方思想家的观念中,权力本身是一种必要的“恶”,它抑制人性中不善的一面;要使这种“恶”不至于泛滥成灾,就必须以“恶”制“恶”。正是基于人性恶的基本假设,美国实行联邦制度与三权分离制度,使政治决策不依照任何官员的善良动机、美好愿望和高水准的道德品质,从而确保了民主制度的实现。因此,依据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特性决定了在国家制度上,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可见,“西方思想家从人性自私论出发推定统治者的人性也是自私的,当其掌握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时候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主张建立一种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13]

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是实行法治的起点,也是一切制度安排的基点。在西方法治的发展中,始终是围绕人性恶这一视角来展开的。笔者认为,人性恶并非人的本质恶,而是人性中具有恶的倾向或趋势,即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倾向。人的理性能力具有不完备性、非至上性,甚至荒谬性;人有需求、欲望和冲动,往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并使其最大化而可能会侵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违背社会正义;人性的弱端在利益的分配和纷争中显露出来。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私人性的双重性,而人的私人性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人性中的“恶”就难免膨胀起来,当正义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正义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组织,均为人的集合体,存在利益博弈的过程。对国家机关来说,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也存在权力的分配,而权力的配置本身是一种利益分配。国家机关作为法人主体,其具有主体的“意志性”,这种意志性具有人性的“集合”,具有“恶”的倾向,即权力的易膨胀性和侵略性而导致越权和权力的滥用,为了消除或减少政治生活中的任意性,所以需要社会监督、法律规制。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法律学说史、制度史,热衷于理想的人性,却屡屡事与愿违;而在对人性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的性恶观基础上,却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大厦。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是设计出坏制度,得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必是设计出好制度。或许,人性恶的判断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史中并非全貌甚至主流,然而历史却验证了依托于它的制度层面上的实践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实践中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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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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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M].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5.

[1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4.

[11]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4.

[12] 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录[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58.

[13] 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原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8期.


作者简介:李金国(1964—),男,贵州雷山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副教授,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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